严复的翻译：再现与建构的交织论文

【摘要】自清末民初以来，学界对严复翻译的讨论业已形成异常复杂的评估系统。虽然论者多以西学原著为基准，但对严复翻译的界定却不乏相互矛盾之处，评价严译的标准也多有不同。职是之故，从翻译的“实然”和“应然”两种状态出发重新认识严译中的“再现”与“建构”无疑有助于严译研究的继续推进。作为一种“选择性再现”，严译不仅是严复自身思想体系的“建构”，更是传统文化观念与近代西方“新”观念相互交融的结果，体现了翻译的“实然”状态。
　　【关键词】翻译；严复；再现；建构
　　1008-0139（2013）01-0026-7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的译著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对“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的剧变时，严复以“信”、“达”、“雅”为其译事圭臬，秉持“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的精神，翻译了11部共计170余万字的近代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等著作，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康有为曾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的诗句。梁启超更是将严译称之为“名著”，将严复本人誉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翻译，严复不仅引入了自由、、进化主义等新的思想和政治理想，更借用译著中的序跋、按语、注释等“副文本”将中国传统文化投射到了译介的西学中，探讨了如何认识西学、如何立国、如何寻求富强等近代思想界力求澄清的重大理由。
　　严译在近代史上的性，自清末民初以来，学界严复翻译的讨论从未停止，著名学者吴汝纶（1897）、梁启超（1902）、蔡元培（1923）、胡适（1923）、张君劢（1923）、贺麟（1925）、鲁迅（1931）、钱钟书（1964）、李泽厚（1979）都曾撰文讨论过严复的翻译。台湾学者黄克武在梳理了百年以来的严译研究后认为，学界对严复翻译的讨论业已形成复杂的评估系统，不仅包括对严译的评论，还包括了对于评论的再评论。然而，考察这些评论和再评论却可以发现，虽然论者充分肯定了严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巨大影响，但对严复翻译本身却截然不同的解读，较有代表性的有“创作”、“达旨”、“意译”、“直译”、“变译”、“编译”、“非正道”等等。从整体上看，上述解读似乎都以西学原著为基准，但结论却不乏相互矛盾之处。由此而来的理由是，评价严译的标准是什么？界定直译、意译、创作、达旨的理据是什么？上述“复杂的评估系统”所建构的译者严复的是统一的还是分裂的？又该如何继续推进严复翻译研究？事实上，翻译观念不同，认识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角度也就不同，探讨严复的翻译充分理解翻译本身所具有的“实然”和“应然”两种不同状态。本文从翻译学和思想史两种研究途径出发，重新解读“翻译”这一基本概念，提出跳出翻译的“透明再现”藩篱，翻译中的“再现”与“建构”是充分认识严译及严复身份认同和文化取向的切入点。
　　

一、翻译：再现和建构的交织

　　“信、达、雅”是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提出的翻译标准，百年以来的严复翻译研究也多从“翻译理应求信、求达、求雅”的角度来评论严译，侧重于找寻严译与原作的异同。就严译的内容而言，贺麟曾将严译与西学原书的内容进行对比，批评严译对源语文本多有删减：介绍进化主义时刻意忽略其生物学研究及其发生的策略，介绍英国功利主义时只注重对国人努力富强的勉励，却忽略了其提倡放任、容忍：自由平等的思想。基于此，贺麟认为“严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意思的是，李泽厚却持恰恰相反的观点，盛赞严译在西学引介上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学理性：“尽管政治路线可以有所不同，翻译形式可以大有发展，但就介绍西学、新学的整个理论水平说，却并没有超过严复。”在语言层面上，张君劢对严译使用文言文明显表现出不赞成的态度：“其立言之际，务求刻肖古人，以古今习用之语，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混。”但胡先辅却认为：“严复、林纾之翻译，与夫章士钊之政论之所以有价值者，正能运用古文之策略以为他种著述之用而。严氏之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故其译笔，信达雅三善俱备。”很显然，在如何看待原作与译作之间的理想关系这一理由时，论者似乎分歧。即便如此，上述评论所表现出来翻译理念却似乎是基本一致的，即作为翻译，译者所追求的仍然应该是译作与原作在各方面的一致。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谈论和深思严复的翻译时，中外学者会使用“失真”（distortion）、“改写”（paraphrase）、创作（creation）等评语。
　　但翻译真的只是一种“透明的再现”吗？事实上，由于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一种结构，更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语言的背后有着各种交织的社会文化观念，作为一种语言转换活动，翻译所传递出来的除了普遍认识上的和形式更有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而在言义关系上，由于翻译包含了两次的生成过程，是原作者赋义、原文文本传义、译者释义，然后是译者赋义、译文传义、译文读者释义，因而各种不同的主体观也同样影响了翻译的过程和结果。换言之，翻译的产生和接受与各种语言、文化、主体观念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样一来，原作与译作在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就使得“与原作在各方面完全的一致”的“再现”只能是翻译的一种理想状态。翻译的实然状态是译者在努力求得“忠实”的过程中受到了各种文本内（textual）和文本外（extratextual）因素的限制，不得不特定的翻译策略和策略对目标语文本进行调整。西方当代翻译理论家皮姆（Anthony Pym）曾提出：“任何翻译都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翻译技巧、源语文本、翻译目的、翻译观念（‘译为何’）以及译者。”翻译策略之制定，源语文本之选择、翻译目的之明确、对翻译的理解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翻译中几乎无法求得“完全一致的透明再现”。因此，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和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所再现的不是“透明的实在”，而是语言观、文化观和主体观等各种观念共同影响下的一种“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