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翻译的回顾与反思论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了许多西方优秀的教育著作，许多译者致力于著作的翻译工作，将许多优秀的文本翻译成汉语供广大读者阅读。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教育著作的中国翻译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反思，具体将翻译过程分为起步期、增长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揭示了教育著作翻译的特点，并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理性的反思，以期为今后中国翻译西方教育著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西方教育著作中国翻译回顾反思教育著作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著作凝聚了教育学者的教育思想与理念，是人们了解教育活动、洞悉教育事业可靠有效的途径之一。西方的教育事业由来已久，这其中便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优秀的教育著作。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西方的教育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西方教育思想的最途径之一便是阅读其教育著作。但由于语言所限，广大学者及读者无法阅读诸如美、德、法、意等西方国家的教育原著，因此，西方教育著作的翻译工作便应运而生，一些学者及译者着眼于西方教育著作的翻译。为此，有必要重温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著作在中国的翻译状况，为未来教育著作的引进和翻译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一、西方教育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翻译的阶段西方教育著作的翻译不可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的历史背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西方教育的发展状况，许多中国译者引进并翻译西方教育著作，向国内人民传播西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因此，笔者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历程，将西方教育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划分为三个阶段。1.1980～1989年：翻译活动稳定起步期。自改革开放起，国家和政府拨乱反正，恢复和整顿全国的各项事业，在教育领域也全面开展教育体制改革。1985年5月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新时期教育的真正起点。在这一阶段，国家正在重新振兴教育事业，在全社会积极树立尊重知识、教育的风气。许多译者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惠利之下，慢慢开始关注西方的教育事业，开始从事西方教育著作的翻译工作。因此，这一时期是翻译活动的起步期，现存的译本包括2本《理想国》和1本《忏悔录》。虽然译本的数量较少、范围较局限，但令人欣慰的一点在于有专门的译者有意从事有关教育著作的翻译工作。这便意味着广大的人民群众阅读优秀的西方教育著作，开始接触西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2.1990～2003年：翻译数量逐步增长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发展主义、经济主义的发展背景下，教育以扩大规模、总量增长和提高宏观效率为主要追求。2003年底《民办教育推动法》的出台，确定了发展民办教育和教育产业的合法性。可见，“教育产业化”合理化、制度化的过程，是确立民办教育的合法性，继而确立公办学校转为民办经营的合法性，从而赋予学校获取教育经营利润的制度合法性。在这一阶段，西方教育著作译本的数量与上一阶段相比也有所增长，此阶段现存的译本共17本。同时，译者们逐步开始关注不同国家、不同作者的教育专著，逐步开始扩大其翻译视野，《政治学》《雄辩术原理》《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等西方教育著作也逐渐被译成汉语。所以，西方教育著作的翻译数量呈现增长的趋势，翻译工作开展得更为迅速。3.2004年至今：翻译活动蓬勃发展期。从2003年下半年起，教育部开始高调批评“产业化”思路，围绕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理由，对农村教育、义务教育、教育公平的关注逐渐取代了以往以数量、规模、速度为主的追求，推动教育公平逐渐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进入21世纪，面向未来的中国教育，继续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在这一阶段，中国与西方各国间的交流日益广泛，在教育领域亦如此。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比以往更容易接触西方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成果。越来越多的译者从事于西方教育著作的翻译工作。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著作的选择范围更为全面，基本涵盖英、德、法、意等西方主要国家的教育著作，译本的数量较上两个阶段而言也有明显的增加。二、西方教育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翻译的特点1.大多数西方教育著作的译者并非教育界学者。纵观被翻译成汉语的西方教育著作的译者，很容易发现他们大多并非教育界的知名学者。其理由可能在于教育界的名家大师自己本身已具备无障碍阅读一手外文资料的能力，他们无需参考其他非教育专业人士翻译的教育著作，也无需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西方教育著作翻译工作之中。他们更在意于全身心地专注于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专注于自己理论框架的构建。2.译者们翻译西方教育著作的年份不平均。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可以明显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译者翻译及出版西方教育著作的年份分布并不均匀。80年代翻译及出版的著作相对较少，90年代有所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外交流的日趋频繁，翻译的书籍数量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3.很少有译者专门从事西方教育著作翻译的工作。从著作译本的作者可以轻易看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各个不同专著的译本之中，译者仅翻译一本教育著作便为自己西方教育著作的翻译工作画上了休止符。译者的代表作也仅此一本著作而已，很可惜并未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从事更多的教育专著翻译工作，以把更多更好的国外作品引进中国，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构筑接触外国优秀教育著作的桥梁。三、西方教育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翻译的反思一本本译本的出版便是成就的体现，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理由。就此，笔者做了以下深思。1.西方教育著作的选择及翻译工作应当结合中国的国情。西方从古至今积累了数目繁多的教育著作，由于个人精力财力之限，译者想要全面、系统地将教育著作译成汉语实属困难。因此，译者应该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精力地从数目繁多的西方教育著作中进行筛选，引进那些国外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并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教育著作，切实选出那些适合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满足中国人民阅读兴趣的教育著作进行细致地翻译。2.西方教育著作的翻译推动了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接轨。教育著作作为一种文本信息，是国内教育学者接触西方教育思想的途径之一。西方教育著作中文译本的出现使得那些不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的读者有机会接触这些国家优秀的教育著作。学者们了解西方的教育思想，再结合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吸取其精华、中西结合地来推动本国教育事业的发展。3.西方教育著作的翻译工作应激发译者将中国优秀的教育著作译成不同的语言，以向西方国家传输我国的教育思想。教育著作的翻译工作应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学者和译者在引进和翻译西方教育著作的同时，也应将我国优秀的教育著作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教育思想。事实上，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许多国内优秀的教育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们出版了许多包含自己教育思想及主张的教育专著。这些著作非常值得被推向世界，让世界学者也了解中国优秀的教育文化和教育思想，以加深中国在西方世界中的教育影响。
　　参考文献：
　　[1]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研究，2001，（12）.
　　[2]吴振勇.中外经典教育著作中的智慧与新课程改革[J].甘肃高师学报，20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