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国内外文献综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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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时间:202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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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碳经济”如今已不再是陌生的字眼，早在2003年，英国就在能源白皮书《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必将向低碳经济发展路径转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以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主线，从研究策略的选择、模型设定、数据挖掘等多个方面综合衡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进行相关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中日比较研究的几点想法。
【关键词】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文献综述
研究经济学理论理由，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的更远。因此本文对以往研究者的相关成果做了非常充分的研习。在研究中日低碳经济发展的异同、可借鉴经验以及政策含义时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由于低碳经济的概念是在21世纪以后才被正式提出的，所以本文收集的年代较近的文献偏多，相应的理论策略，分析工具以及统计数据也相对较新。
对于中国是否要实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国内的学者持有统一的支持意见。宋德勇等（ 2009）特别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在现在经济发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抓住机遇，调整经济发展模式，顺应世界潮流，发展低碳经济，如若不然，不仅会为发展付出惨重的代价，还会丧失赶超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胡淙洋（ 2008）的文章中特别说明了数个中国在兼顾经济效益与环境理由发展时可以借鉴经验的国家，其中不乏英国、瑞典等欧洲国家，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目前状况的差异，最值得借鉴的还是日本的经验。这也与和主要希望研究的国家的选择不谋而合。
在研究策略的选择上，绝大研究环境与经济发展理由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文章都使用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曲线具有“倒U”型的特征，在达到某个特定峰值之后会转变增长方向。“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度量的是人均GDP与环境程度例如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而二氧化碳是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大小的直接度量，所以从图形研究的有效性来看，这样的曲线有非常的研究价值。
对于曲线的具体研究，国内外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基于数据的研究成果。从数据结论以及之后的分析角度看，可以将对曲线的研究分为两大阵营。其一为坚定支持模型的正确性，并支持模型的结论。代表人物有国内的学者许广月，宋德勇（2010），他们直接将模型在实际中进行应用，并没有对模型的正确性做检测设检验，结论，若将中国按中东西部进行分块研究，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都处于人均GDP与环境破坏程度同步上升的阶段，但他们并没有对这个阶段何时结束进行分析，即没有反映出经济增长模式的拐点在哪里。国际上对使用类似策略进行研究的还有Richard Schmalensee（1998）等，但年代都相对较为久远。对这种观点持支持态度的中国学者还有魏下海，余玲铮（2008）等人。比较而言，另一阵营的，对模型持批判接受态度的学者占到大多数。是国内学者林伯强、蒋竺均（2009）他们借用Shafik 和Bandyopadhyay（1992）使用的人均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的二次方程形式，并对数形式。样本区间是1960～2007年对模型进行研究，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并且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现拐点，此时对应的人均GDP为37170元。在这个看似与接受模型阵营相似的结论之后，他们指出人均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只能用于描述过去的情况，而不能用于预测未来的排放拐点。理由在于除了人均收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还受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结构碳强度的影响，工业能源强度和煤炭消费比例是两者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前面所预测的拐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说是不准确的。在对“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存疑的阵营中还有一种实证分析，认为曲线度量不准确的声音。这样的观点以Eunho Choi，Almas Heshmati，Yongsung Cho（2010）的文献为代表。文章运用1971—2006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对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韩国不存在EKC，但有一个拐点，但是一个正常“U”型的反转点。对中国的数据发现，中国的数据其实是一个“N”型的增长模式，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发展经济达到第一个拐点时，环境质量会有所改善，但当人均收入达到另一个拐点后，环境质量又会逐渐。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对于日本的情况的研究，同样也是一个“N”型的情况，所以他们认为其实所谓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也是少数几篇专门研究东亚国家，特别是中日两国之间环境与经济发展理由的文章。
在研究策略的选择上，虽然“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但不乏像宋春燕，张英（2011）这样的学者使用其他统计学的策略进行建模研究。他们使用协整分析与因果检验的思想对中国的在1978-2008年间经济增长与人均碳排放间数据进行统计建模，我国的人均碳排放同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线性相关关系，而且这种线性关系是长期平稳的，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的增长都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样的新策略的结论相对使用EKC策略的结论更不容乐观。
在策略的研究之余，还有性的找寻了使用模型策略对中日环境与经济发展差异有研究的文献。虽然数量有限，但借鉴价值都较高。之前提到的Eunho Choi等人（2010）的文献就是策略论上的创新思路。另外日本学者Toru Iwami（2004）也是用EKC的策略对中日两国的环境与经济理由进行了分析。在他的分析中加入了排放强度，能源强度，GDP以及一个干扰项，这样的建模策略使模型与实际的联系更为紧密，应用型更强。此文中的结论是一个较为普通的结论即中日都存在或必将在产生倒“U”型的曲线特性。但他接下来的分析非常有洞见性。Iwami指出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占得比重过高，这样的目前状况让中国出现人均GDP增长而环境代价减小的情况非常困难。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两个比较有的倡议，对于中国他认为对能源产业进行重构，特别是煤炭产业的生产与处理进行调整。另外软性的，更为有力的环境教育是现阶段降低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的最好选择。
【关键词】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文献综述
研究经济学理论理由，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的更远。因此本文对以往研究者的相关成果做了非常充分的研习。在研究中日低碳经济发展的异同、可借鉴经验以及政策含义时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由于低碳经济的概念是在21世纪以后才被正式提出的，所以本文收集的年代较近的文献偏多，相应的理论策略，分析工具以及统计数据也相对较新。
对于中国是否要实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国内的学者持有统一的支持意见。宋德勇等（ 2009）特别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在现在经济发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抓住机遇，调整经济发展模式，顺应世界潮流，发展低碳经济，如若不然，不仅会为发展付出惨重的代价，还会丧失赶超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胡淙洋（ 2008）的文章中特别说明了数个中国在兼顾经济效益与环境理由发展时可以借鉴经验的国家，其中不乏英国、瑞典等欧洲国家，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目前状况的差异，最值得借鉴的还是日本的经验。这也与和主要希望研究的国家的选择不谋而合。
在研究策略的选择上，绝大研究环境与经济发展理由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文章都使用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曲线具有“倒U”型的特征，在达到某个特定峰值之后会转变增长方向。“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度量的是人均GDP与环境程度例如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而二氧化碳是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大小的直接度量，所以从图形研究的有效性来看，这样的曲线有非常的研究价值。
对于曲线的具体研究，国内外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基于数据的研究成果。从数据结论以及之后的分析角度看，可以将对曲线的研究分为两大阵营。其一为坚定支持模型的正确性，并支持模型的结论。代表人物有国内的学者许广月，宋德勇（2010），他们直接将模型在实际中进行应用，并没有对模型的正确性做检测设检验，结论，若将中国按中东西部进行分块研究，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都处于人均GDP与环境破坏程度同步上升的阶段，但他们并没有对这个阶段何时结束进行分析，即没有反映出经济增长模式的拐点在哪里。国际上对使用类似策略进行研究的还有Richard Schmalensee（1998）等，但年代都相对较为久远。对这种观点持支持态度的中国学者还有魏下海，余玲铮（2008）等人。比较而言，另一阵营的，对模型持批判接受态度的学者占到大多数。是国内学者林伯强、蒋竺均（2009）他们借用Shafik 和Bandyopadhyay（1992）使用的人均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的二次方程形式，并对数形式。样本区间是1960～2007年对模型进行研究，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并且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现拐点，此时对应的人均GDP为37170元。在这个看似与接受模型阵营相似的结论之后，他们指出人均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只能用于描述过去的情况，而不能用于预测未来的排放拐点。理由在于除了人均收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还受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结构碳强度的影响，工业能源强度和煤炭消费比例是两者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前面所预测的拐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说是不准确的。在对“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存疑的阵营中还有一种实证分析，认为曲线度量不准确的声音。这样的观点以Eunho Choi，Almas Heshmati，Yongsung Cho（2010）的文献为代表。文章运用1971—2006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对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韩国不存在EKC，但有一个拐点，但是一个正常“U”型的反转点。对中国的数据发现，中国的数据其实是一个“N”型的增长模式，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发展经济达到第一个拐点时，环境质量会有所改善，但当人均收入达到另一个拐点后，环境质量又会逐渐。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对于日本的情况的研究，同样也是一个“N”型的情况，所以他们认为其实所谓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也是少数几篇专门研究东亚国家，特别是中日两国之间环境与经济发展理由的文章。
在研究策略的选择上，虽然“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但不乏像宋春燕，张英（2011）这样的学者使用其他统计学的策略进行建模研究。他们使用协整分析与因果检验的思想对中国的在1978-2008年间经济增长与人均碳排放间数据进行统计建模，我国的人均碳排放同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线性相关关系，而且这种线性关系是长期平稳的，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的增长都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样的新策略的结论相对使用EKC策略的结论更不容乐观。
在策略的研究之余，还有性的找寻了使用模型策略对中日环境与经济发展差异有研究的文献。虽然数量有限，但借鉴价值都较高。之前提到的Eunho Choi等人（2010）的文献就是策略论上的创新思路。另外日本学者Toru Iwami（2004）也是用EKC的策略对中日两国的环境与经济理由进行了分析。在他的分析中加入了排放强度，能源强度，GDP以及一个干扰项，这样的建模策略使模型与实际的联系更为紧密，应用型更强。此文中的结论是一个较为普通的结论即中日都存在或必将在产生倒“U”型的曲线特性。但他接下来的分析非常有洞见性。Iwami指出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占得比重过高，这样的目前状况让中国出现人均GDP增长而环境代价减小的情况非常困难。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两个比较有的倡议，对于中国他认为对能源产业进行重构，特别是煤炭产业的生产与处理进行调整。另外软性的，更为有力的环境教育是现阶段降低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