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机对翻译的钳制论文

一、引言

　　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所谓的政治动机是指某个人在特定的政治语境影响下执行某种行为的观念。而翻译则是指在翻译活动中反映出的“人际关系”，如译者和作者、译者和读者、译者和赞助人的关系等。也就是说，“翻译‘’主要的是‘人际关系’，而规定性的翻译理论说的是‘文本关系’。……。另外，关心的不仅仅是译文的‘好与坏’、忠实不忠实，更的是道德上的‘对与错’、‘是与非’、‘应该不应该’。” [1]5-12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具有反映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功能，而不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都会折射出政治动机生成的烙印，呈现后者对翻译取向的影响。本文对政治动机和翻译的关系加以关注，因为它们是开展翻译评价时的一项参数。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政治动机与翻译紧密相关，前者主导后者，也就是说，翻译的形成是受政治动机钳制的。因此，翻译顺应社会意识形态的，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怎么写作。
　　

二、政治动机与翻译

　　翻译活动的目的告诉人们，翻译是在人的意识支配下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和意图所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活动。翻译活动也可以说是一项涉及的活动，缘由是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译者和作者、译者和读者、译者和翻译活动赞助者、译者和翻译批评者之间的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政治动机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受社会意识形态主导，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那么，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动机，既然翻译为政治动机提供怎么写作，后者对译者的翻译起钳制的作用就可见端倪了。所以，意识形态决定政治动机，政治动机影响翻译，这种推断合符逻辑。与历史上的主流翻译相联系，相关事实是不胜枚举的。以中国历史上佛经翻译为例，佛经翻译以弘扬佛法为目的，而弘扬佛法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即以推行封建宗法制度、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愚弄和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之为目的。佛经翻译从内容到策略上自然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为这个时期的政治目的提供怎么写作。在开展佛经翻译活动时，译者心中始终揣着一种“受命于天”的理念（这种理念无异于今天的“政治觉悟”），这种意识构成了译者的政治图谋或抱负，译者在遵从当时的社会大前提下，形成自己的翻译，不敢擅越雷池。古罗马统治者为了掠夺古希腊的文明成果，他们不择手段把古希腊文化成果当作战利品而将其加以改写、剽窃和篡改。“对于罗马人来说，翻译文学和哲学著作意味着把会使自己的美学领域得以提升的希腊文化的精华元素掠夺过来。对于译者而言，不论翻译作品是否传递原作语言方面和语义方面的似乎不是他主要关心的对象。”[2]2在圣·哲罗姆看来，“译者征服另一种语言的概念而不把原来语言中表达那些概念的词义加以转化。再者，翻译就是从另一种文化中征用思想和见解。”[2]2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译者个人的政治动机或称主体性意识，反映的是一种倾向，折射出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政治动机，更直接地说，古代罗马人的翻译是在满足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动机驱使下进行的下意识的行为。他们的这种行为要是根据现行的翻译观念或翻译来加以判断的话，应当是有悖翻译伦常的、极不道德的，体现的是极端功利的“为我所用”。马丁·路德的《圣经》平民化翻译也是为了满足统一德国语言这一政治动机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活动。虽然在当时与欧洲大陆其他许多国家的翻译相冲突，但是这种做法却迎合了德意志民族的标准。在我国，时期以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翻译为一切翻译活动的中心，这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翻译，也十分鲜明地透露出深受意识形态操控的、极端的翻译取向。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翻译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翻译研究景象，充分展示了顺应潮流的、更为普世与恒常的翻译倾向。在国家，一方面，翻译的本体研究受到；另一方面，翻译的外部综合性研究也加强。因此，当下的翻译呈现出更为多元、更合符理性、更具有深度和广度，对此，译界基本可以达成一种共识。这样的一种格局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翻译趋势，而政治动机对翻译产生直接的影响恐怕是忽视的。
　　

三、政治动机对翻译的钳制现象

　　（一） 国内译论中政治动机对翻译的钳制现象分析
　　有什么样的政体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内起支配作用的那一。为了配合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强制的、制度化的甚至是法制化的“准则”就会应运而生。在时候，社会政治语境决定个人的政治动机，而这种政治动机必将钳制相应的规范。这种情形发生在翻译研究上，清晰地表现为一定的翻译规范，而透过翻译规范，人们也就不难确定翻译背后的政治动机，要证明这样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困难事情。就拿严复等人的翻译以及翻译观为例，便可证明这种现象的存在。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观，对于具有规定性特征的翻译理论而言，它应该凸现‘文本关系’，即凸显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关系，可是他的翻译并没有践行这样的翻译观。简单而言，严复的翻译与晚清政治局势影响下所形成的个人政治动机密切相关。严复把翻译作品的接受对象设定在士大夫、皇宫大臣等权贵上，寄望于对他们灌输西方思想，好让他们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这种强烈的政治动机，不单影响他的翻译理论，就是他的翻译——包括选择所译的书以至翻译时所做的种种经营——也都深受影响，这一点在讨论严复的翻译，特别是严复的翻译理论时，不应当忽略。“翻译不是一项‘单纯’（innocent）的工作，而是跟人的政治意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以为翻译研究只是把原文和译文文本作表面的对比，然后大谈‘忠实’、‘通顺’、‘神似’、‘形似’等，实在是太‘天真’（innocent）了。”[3]42再如晚清文坛最的人物梁启超，作为“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的发起人，为了中国的改良而大胆地倡导人们从事小说翻译。在当时，小说被认为是地位低下、不入九流，属于“小道”、“君子弗为也”行列的文学形式。但是他却一反传统，极力鼓动小说界进行革命，提出以小说推动政治改革的观点。不言而喻，梁启超的这种行为可以说与他的政治动机息息相关。因此，他敢于向传统的习惯势力提出挑战，其实他的这种挑战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的行为，即敢于把传统上认为是“坏的”、“错的”或“不应该的”东西认定为“好的”、“正确的”、“应该的”的东西，因而开启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之滥觞。再如梁启超在翻译日本小说《佳人奇遇》时的政治动机就更加明显，“梁启超翻译这本小说的目的并不在于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或是向国人介绍这篇‘文学创作’，而是要借助这篇小说来影响中国的政治，那么，作者与译者政治立场的相同之处和分歧，便显得十分了。”[3]136-137单从翻译的角度看，梁启超的做法是深受其政治动机支配的。众所周知，作为中国文学革命的一大旗手，鲁迅先生在翻译思想方面坚持其直译或“硬译”，坚持“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方针，也折射出了十分鲜明的政治动机，即为汉语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主张“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理由：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鲁迅说的“保存洋气”其实就是“信”，就是使译作保持“异国情调”，“保持着原作的丰姿”。在他看来，“直译”是为了忠实于原文，而忠实于原文就得“保持洋气”，他认为忠实是第一位的。这种标准和原则折射出的是一种翻译，即把尊重与臣服原作者置于首位。由此看来，鲁迅的这种忠实观是在构筑过分“存异”的怪圈，其翻译受政治动机支配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这些名家之外，还有许多大翻译家如林纾、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以及国外的St. Jerome， Augustine， Martin Luther， Dolet等等，他们所取的翻译之道不无体现出政治动机与翻译之间的种种关系。任何译品都承载着翻译的特征，而这些特性无不浸淫着意识形态影响政治动机的色彩。对政治动机与翻译的关系进行揭示有利于揭示翻译选择的种种动因，因而正视和客观对待某些翻译现象和翻译结果，揭示影响翻译研究外部的综合性因素，使翻译现象的描写（description）与阐释（construal），尤其是翻译评价（evaluation）建立在充分的理据之上，翻译研究与评价的结论才不至于产生明显的偏见，因此而令人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