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中文化转向的历史必定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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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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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西方翻译史的分析，文章阐述了文化转向的历史性。同时，对《翻译学归结论》进行了评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文化转向；历史性；《翻译学归结论》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审视现在，正确地预见未来。2000多年之久的西方翻译史告诉，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翻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产生了一大批不朽的翻译作品，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沿着文学（文化）翻译这条思路对翻译实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总结，提出了理论层面的见解，奠定了文化研究学派这一翻译研究组成的雏型，为文化研究学派的继续深入发展提供了传承依据。
但清醒地认识到，在上个世纪中叶译学界出现语言学转向以前，西方学者对翻译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初级阶段，感性认识比例较大，研究中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理论性比较缺乏。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译学研究跟以前的研究虽然有密切的传承关系，但决不是对前者的简单和修修补补，而是有质的区别。文化转向也不例外。
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一方面继承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传统，又站在时代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和维度，具有划时代的，是译学研究中的一次飞跃。它是有历史承接性的，换言之，语言学转向后迎来的是文化转向，文化转向以后肯定还有别的转向。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这门学科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要一环，而且实践证明文化转向的出现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是翻译研究历史上一个的转折点，时间的推移，这一点会越来越明显。
提出这个理由，也算是有感而发。近读赵彦春教授所著《翻译学归结论》，有些想法，愿提出来共同讨论。
《翻译学归结论》分为两大：第一是“破”，即对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包括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彻底“清算”，第二是“立”，即提出了归结论的观点。现就第一的几个理由提出，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如前所述，文化转向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理由的。是为了引导翻译理论继续健康地发展。文化学派并没有割裂历史，否定语言学派的作用和价值，只是按照历史规律对其所存在的局限和不足进行了修订拓展和补充，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从微观、内部，另一个从宏观、外部对翻译进行研究、考察，两者缺一不可。实践证明，文化学派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学术任务，并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向前推进。怎么会是“走向了歧路”呢？（赵著第2页）。
二、 遭到最猛烈抨击的是文化学派提出的“重写”论和“操纵”论。
恐怕没有人会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忠实”只是翻译理论对翻译者指出的一个理想目标。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过，也永远不会实现。就连提出“信、达、雅”的严复也没有做到完全的信。在翻译中压根就不存在绝对的忠实。“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意指在翻译中没有做到忠实的。既然翻译做不到完全忠实，那些不忠实的显然是被译者由于某种理由操纵和改写了。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理由。不完全忠实与改写、操纵是一个理由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依赖，构成一对矛盾。从这个层面上说“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并没有错，至于改写了多少，操纵了多少，只是技术层面的理由。
理论要求与具体实践是有差距的。就象理论要求翻译要忠实，但实践中根本做不到一样，理论上讲“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实践上也绝不是“改头换面、偷梁换柱、自欺欺人”。（赵著第36页）。勒斐维尔本人的翻译实践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否则的话，由他编辑和翻译的《翻译、历史和文化论集》还有什么价值呢？
趙著批判“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实质上是理论上的倒退，是把翻译研究拖回到了追求字面对等的所谓“忠实”。即简单地把英语中的“dragon”译成汉语中的“龙”了事。实际上，“dragon”永远不等于“龙”。这种“忠实”割裂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清空”了语言背后的丰富内涵，使语言成了干瘪的外壳。
这里有几个理由值得讨论：
第一、赵著一方面认为文化派的研究跳出了传统译论狭隘的操作层面，另一方面却认为它不是翻译学研究。按照这一逻辑推下去，翻译学研究只包括传统译论，即语言层面的研究，不涉及文化理由。这是翻译学的全部内容吗？
第二、为什么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也称译介学）就不是翻译研究呢？译学研究与非译学研究的真正分界线在哪里呢？
第三、为什么研究范围扩大了就不是翻译学研究了呢？到底哪些研究才是“正宗”的译学研究呢？学科的定位是否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呢？这个理由在当下尤其，值得中国译学研究者思考，因为中国译学研究的一项任务就是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介绍给世界，即中国典籍外译理由，文化显然是这项工作的关键。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化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理由，如有些术语和命题的表述不免有些欠妥，但它的影响和是举世公认的。将它全盘否定和一棍子打死似不可取，因为这样做有悖于公道，不符合事实。
总之，评论任何事情一是要用历史的观点，二是用辩证的观点。不然的话，恐怕在纠“偏”的同时又出现了新偏。
参考文献：
[1]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 青岛出版社，2003。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山东省社科普及与应用项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和渠道》（项目编号：12-KPZC-16）、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翻译在跨文明对话和培养文化自觉与自信中的作用研究》（批准号：12CWXZ03）和文化厅项目《翻译与儒家文化对外传播研究》已获立项（鲁文教【2013】7号），的成果。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文化转向；历史性；《翻译学归结论》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审视现在，正确地预见未来。2000多年之久的西方翻译史告诉，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翻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产生了一大批不朽的翻译作品，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沿着文学（文化）翻译这条思路对翻译实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总结，提出了理论层面的见解，奠定了文化研究学派这一翻译研究组成的雏型，为文化研究学派的继续深入发展提供了传承依据。
但清醒地认识到，在上个世纪中叶译学界出现语言学转向以前，西方学者对翻译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初级阶段，感性认识比例较大，研究中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理论性比较缺乏。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译学研究跟以前的研究虽然有密切的传承关系，但决不是对前者的简单和修修补补，而是有质的区别。文化转向也不例外。
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一方面继承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传统，又站在时代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和维度，具有划时代的，是译学研究中的一次飞跃。它是有历史承接性的，换言之，语言学转向后迎来的是文化转向，文化转向以后肯定还有别的转向。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这门学科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要一环，而且实践证明文化转向的出现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是翻译研究历史上一个的转折点，时间的推移，这一点会越来越明显。
提出这个理由，也算是有感而发。近读赵彦春教授所著《翻译学归结论》，有些想法，愿提出来共同讨论。
《翻译学归结论》分为两大：第一是“破”，即对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包括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彻底“清算”，第二是“立”，即提出了归结论的观点。现就第一的几个理由提出，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如前所述，文化转向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理由的。是为了引导翻译理论继续健康地发展。文化学派并没有割裂历史，否定语言学派的作用和价值，只是按照历史规律对其所存在的局限和不足进行了修订拓展和补充，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从微观、内部，另一个从宏观、外部对翻译进行研究、考察，两者缺一不可。实践证明，文化学派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学术任务，并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向前推进。怎么会是“走向了歧路”呢？（赵著第2页）。
二、 遭到最猛烈抨击的是文化学派提出的“重写”论和“操纵”论。
恐怕没有人会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忠实”只是翻译理论对翻译者指出的一个理想目标。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过，也永远不会实现。就连提出“信、达、雅”的严复也没有做到完全的信。在翻译中压根就不存在绝对的忠实。“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意指在翻译中没有做到忠实的。既然翻译做不到完全忠实，那些不忠实的显然是被译者由于某种理由操纵和改写了。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理由。不完全忠实与改写、操纵是一个理由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依赖，构成一对矛盾。从这个层面上说“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并没有错，至于改写了多少，操纵了多少，只是技术层面的理由。
理论要求与具体实践是有差距的。就象理论要求翻译要忠实，但实践中根本做不到一样，理论上讲“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实践上也绝不是“改头换面、偷梁换柱、自欺欺人”。（赵著第36页）。勒斐维尔本人的翻译实践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否则的话，由他编辑和翻译的《翻译、历史和文化论集》还有什么价值呢？
趙著批判“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实质上是理论上的倒退，是把翻译研究拖回到了追求字面对等的所谓“忠实”。即简单地把英语中的“dragon”译成汉语中的“龙”了事。实际上，“dragon”永远不等于“龙”。这种“忠实”割裂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清空”了语言背后的丰富内涵，使语言成了干瘪的外壳。
三、赵著的第87页有这样一段文字：
“当代西方翻译学打破两千年的传统，勾勒了翻译学的研究框架，发起了翻译学的范式革命。在众多的研究派别之中，文化派最为突出。他们看到了翻译于文化或文化于翻译的，开启了文化学的翻译转向和翻译学的文化转向，跳出了传统译论狭隘的操作层面。但由于其切入点是文化，他们所从事的与其说是翻译学研究，毋宁说是文化学研究或译介研究。其研究范围虽然大大拓宽，研究本身也很有，但就翻译学而言却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这里有几个理由值得讨论：
第一、赵著一方面认为文化派的研究跳出了传统译论狭隘的操作层面，另一方面却认为它不是翻译学研究。按照这一逻辑推下去，翻译学研究只包括传统译论，即语言层面的研究，不涉及文化理由。这是翻译学的全部内容吗？
第二、为什么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也称译介学）就不是翻译研究呢？译学研究与非译学研究的真正分界线在哪里呢？
第三、为什么研究范围扩大了就不是翻译学研究了呢？到底哪些研究才是“正宗”的译学研究呢？学科的定位是否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呢？这个理由在当下尤其，值得中国译学研究者思考，因为中国译学研究的一项任务就是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介绍给世界，即中国典籍外译理由，文化显然是这项工作的关键。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化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理由，如有些术语和命题的表述不免有些欠妥，但它的影响和是举世公认的。将它全盘否定和一棍子打死似不可取，因为这样做有悖于公道，不符合事实。
总之，评论任何事情一是要用历史的观点，二是用辩证的观点。不然的话，恐怕在纠“偏”的同时又出现了新偏。
参考文献：
[1]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 青岛出版社，2003。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山东省社科普及与应用项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和渠道》（项目编号：12-KPZC-16）、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翻译在跨文明对话和培养文化自觉与自信中的作用研究》（批准号：12CWXZ03）和文化厅项目《翻译与儒家文化对外传播研究》已获立项（鲁文教【2013】7号），的成果。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