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应论看话剧翻译中的选择与顺应论文

摘 要：本文运用语用顺应论剖析英若诚汉译话剧《推销员之死》的过程，包括译前的选材与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理由，连续不断选择的过程。在该理论的框架下，作为特殊语言使用的话剧翻译活动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译者从翻译目的出发，选择相应的文本和翻译策略，顺应译语受众的语言语境与交际语境。英若诚选择汉译《推》剧顺应了当时中国受众的内在需求，选择增译、省译、套译和改译等翻译策略顺应了中国观众的语言语境与交际语境，同时满足了舞台演出的。
　　关键词：顺应论 《推销员之死》 翻译选材 翻译策略
　　

一、引言

　　在西方，戏剧主要指以对话为主的戏剧形式，即话剧。19世纪，西方戏剧传入中国，自此，话剧翻译便文学翻译的一个分支。然而，相比较对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研究而言，话剧翻译研究是受学者和翻译家关注最少的领域之一。话剧剧本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不仅供人阅读，还能舞台演出的蓝本。话剧的双重性，即兼具文学性和表演性使话剧翻译研究更为复杂。以往的研究大多静态地围绕话剧译本而展开，或总结归纳翻译原则与策略，或评价各个译本的成败得失。鲜有涉及话剧翻译过程的实质与影响译者选择各种翻译策略的因素等方面的研究。
　　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由著名话剧翻译大师英若诚翻译，并被搬上了中国舞台，演出获得巨大反响，中外观众交口称赞。该剧在中国的成功上演，离不开剧作家、演职人员的通力合作，英先生对剧本的成功翻译更是不可或缺。学界曾这样评价其译文：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中国化、巧妙地使用北京方言，拉近与观众的距离。[1]本文试图运用语用顺应论探讨英若诚选择翻译《推销员之死》并灵活各种翻译策略的理由，动态描述话剧翻译的过程，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各种选择与顺应的层面。
　　

二、顺应论视角中话剧翻译过程的实质

　　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杰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其1999年出版的新著《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提出语用顺应论（Adaptation Theory），主张全面、综合地研究语言的使用过程。顺应论强调语言的使用是一个出于语言内部或语言外部的理由，连续不断的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言选择与语境顺应，维索尔伦把语境划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前者包括语言使用者、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后者是通常说的上下文，包括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线性序列。[2]（P55-62）
　　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3]（P39），因而同其他一切言语交际活动一样，翻译的过程也应是一个连续的选择过程。事实上，“从所译文本的取材到译语词汇句式的运用，翻译行为的每一个阶段无不涉及对多种选择的确定。”[4]简言之，从“译什么”到“怎么译”，都涉及译者的选择，贯穿翻译的整个过程，选择的目的是确保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一般情况下，每个翻译行为都会有总的既定的目的，译者在翻译选材阶段就会确立翻译目的，之后，翻译策略的选择便都会为顺应翻译目的而作出。另外，翻译的过程亦是不断作出顺应的过程。译者的顺应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一方面，译者顺应总的翻译目的，以及语言外部的因素，如译入语受众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另一方面，译者所选择的语言形式需顺应译入语读者的语言语境，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最终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苏珊·巴斯奈特对剧本的阅读方式进行分类，认为剧本可以作为一般的文学作品供读者和观众阅读；作为演出的蓝本供导演和演员阅读，用于排练，为演出作准备；另外，舞美和其他任何参与演出的人员对剧本的阅读，作为设计舞台可视空间与布景的参考。[5]（P90）由此可见，话剧剧本的不同阅读方式体现了其作为特殊文学形式的双重性，即文学性与表演性。同时，这也决定了话剧翻译的目的可以千差万别，而不同的翻译目的便会产生不同的译作。顺应论对话剧翻译的启迪在于：话剧翻译的实质是译者从翻译目的出发，选择翻译策略与策略，不断顺应译入语受众的语言语境与交际语境的过程。这意味着一个成功的话剧译作，是译者面对多种选择的前提下，明确剧本翻译的目的，选择顺应的层面与策略，从而实现翻译目的，最终顺利完成跨文化交际。那么，倘若翻译的目的发生了变化，就会影响到顺应的因素，译者就要选择不同的策略和策略，从而产生新的译文。下文便从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两个层面描述并解释英若诚在汉译《推销员之死》过程中的选择与顺应。
　　三、英若诚汉译《推销员之死》过程中的选择与顺应
　　1983年5月《推销员之死》首次在北京成功上演，之后经久不衰，并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这也是“”之后第一台真正成功的新剧目。王佐良在《推销员之死》的观后感中曾这样评价该剧：“演员的化妆和姿势都不过火，台词使你听了感觉不出是翻译……”[6]。《推》剧在中国的成功离不开剧本的译者、著名话剧翻译大师英若诚。事实上，英先生一方面选择了他作为译者的“当译之本”，顺应了当时中国受众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选择了一系列违背传统“等值观”的翻译策略，顺应了观众的语言与交际语境并兼顾到舞台表演的效果。
　　（一）对《推销员之死》的选择：顺应当时中国受众的内在需求
　　在历史转折时期，相比较“怎么译”，“译什么”则显得更为，译事的头等要义[7]。上个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在80年代早期，中国的经济文化在经历了“”之后，慢慢复苏，但是由于之前发展的迟缓和停滞，整个中国处于“沉闷、紧张与酝酿反抗的状态中”，这是“”后期的社会现实。“可以说，也正是这种社会状况，使得‘人心思变’，也使得‘思想解放运动’以势如破竹之势全社会的呼应”[8]（P23）。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于1978年和1983年两次来华访问，交流话剧创作心得，并于1983年初在北京人艺亲自导演了他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